摘要： “反思文學”：如何反思？“反思文學”這一概念的核心自然是“反思”。一直以來，“反思文學”都被認為是“傷痕文學”的深化，而推動這“深化”的力量也就在這“反思”。“反思”就意味著作為“...

“反思文學”：如何反思？

“反思文學”這一概念的核心自然是“反思”。一直以來，“反思文學”都被認為是“傷痕文學”的深化，而推動這“深化”的力量也就在這“反思”。“反思”就意味著作為“反思”之要義的“理性”（它自帶“批判性”效能）將參與其中，成為文學運思的關鍵性構件、決定性環節，并使之表征為一種可辨識的、而且是突出的藝術特征，從而區別于與其共享題材卻耽溺于浮淺的、怨婦式的感傷主義的“傷痕文學”。因為這“理性”，“啟蒙”一詞便應聲而出，“反思文學”由是成為“新啟蒙時代”的思想旗幟，是“新啟蒙時代”在當時以及后來用以自證時頻頻援引的話語淵藪。在被征引的一長串名錄中，《綠化樹》《蝴蝶》總是不由分說地赫然在目。的確，張賢亮、王蒙都是那個時代身姿奪目的旗手。

1.1

反思文學

“反思文學”這一概念的核心自然是“反思”。一直以來，“反思文學”都被認為是“傷痕文學”的深化，而推動這“深化”的力量也就在這“反思”。“反思”就意味著作為“反思”之要義的“理性”（它自帶“批判性”效能）將參與其中，成為文學運思的關鍵性構件、決定性環節，并使之表征為一種可辨識的、而且是突出的藝術特征，從而區別于與其共享題材卻耽溺于浮淺的、怨婦式的感傷主義的“傷痕文學”。因為這“理性”，“啟蒙”一詞便應聲而出，“反思文學”由是成為“新啟蒙時代”的思想旗幟，是“新啟蒙時代”在當時以及后來用以自證時頻頻援引的話語淵藪。在被征引的一長串名錄中，《綠化樹》《蝴蝶》總是不由分說地赫然在目。的確，張賢亮、王蒙都是那個時代身姿奪目的旗手。

不過，以今天的眼光來返視，苛刻一點說，當年的“反思文學”實際上大多并不具備起碼的“反思”質地，經得起推敲、掂量的反思之作確實不多，能在多年以后激起重讀興趣的更稀。在1978以后，特別是對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作出決議（1981）、宣布對包括“文革”在內的一系列政治決策進行徹底否定之后，“反思文學”的“反思性”“批判性”就鋒鏑已銷，頓失其效，不再具有預見性的、先知式的歷史前瞻性。實際上，“反思文學”作者中的絕大多數人當時正在歡呼一個“思想解放年代”的降臨，深感與有榮焉。因此，其所謂的“反思”，現在看來，更像是小學生替家長捉刀寫下的過失“檢討”。比如，張賢亮寫于1984年元月的一篇隨筆中就認為：“可以說，當代中青年作家全部都是黨的三中全會路線的產兒。”

1.2

思想含量

大多數的“反思文學”作品其實是“遵命文學”的翻版，是對意識形態之詢喚的響應，就像早些時候的“傷痕文學”在氣質上有著“文革文學”的遺風流韻一樣。雖然“檢討”或有深刻的，但說到底它不會是一種總體性的批判，也不可能是斷裂式的歷史責難，更不會將主導當代史敘述的深層結構推進不倫。因此，某種程度上，我們不妨這樣認為：所謂“反思文學”是對“傷痕文學”的深化，這個“深化”，基本上只有量變的指標，殊少質變的臨界刻度。比如，洪子誠先生就認為，“反思文學”較之“傷痕文學”，“兩者的界限并非很清晰”b。舉例來說，作為“反思文學”發軔之作的《剪輯錯了的故事》（茹志鵑，1979）從“魚水關系”切入所作的政治反思，較之作為“傷痕文學”代表作的《班主任》（劉心武，1977），后者在結尾處“救救孩子”的吶喊所引發的歷史聯想，其“思想性”顯然不輸于前者，并且后者似乎讓人覺得更具歷史感和思想銳氣。c同樣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張一弓，1980）所傾力講述的“故事”，其用力處在于突出了“悲劇性”在敘事中的爆炸式呈現，就一般的閱讀感受而言，這“故事”的悲劇力量明顯大于“思想的力量”。雖有強勁的悲劇力量作為憑藉，但這部小說對“大躍進”的歷史謬誤所作的反思和批判，其水平并沒有太過明顯地超出當時全民思想認知的均值，因為它的“反思”或“批判”運行在“權力機構已經做出清理的有關‘當代史’敘述的軌道”d。因此，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把大多數的“反思文學”看成只不過是體量增大的“傷痕文學”。這倒是可以用來解釋，何以“反思小說大多傾向于篇幅的拉長”，因為“約定俗成的短篇小說的容量無法展開情節，……因而，80年代初的‘中篇小說熱’成為‘反思文學’的一種共生現象”。

綜上所述，雖然我們并不全然否認“反思文學”的思想含量，甚至還可以對它的“批判意識”“批判精神”給予充分嘉許，但仍不能改變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通過對災難的敘述、悲劇的揭露，從而進行人道悲憫的激發，才是反思文學最本初的敘事動力。可以肯定的是，“反思”——那種在理性宰制下的歷史重估與思想重構——基本上并非其首選鵠的。“反思文學”很大程度上只是“反觀文學”而已。畢竟，作家在寫作過程中所時刻面對的那些“隱含讀者”，愿意且只愿意置身人道悲憫中者眾，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作家的敘事方向與情感維度，甚至，能一并決定作家的思想高度。這就是為什么，時隔二十多年之后，同樣是寫“文革”慘劇，余華以纖毫畢現的筆法所展現的、死于非命的宋凡平如何折斷雙腿才得以將其高大的尸體放入棺材的情節（《兄弟》，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仍能在年齡、閱歷參差不等的龐大的讀者群中激起浩蕩、劇烈的情感反應。盡管人道悲憫是一切反思的重要入口，但它畢竟不是“反思”本身。盡管人道主義或可視為“啟蒙話語”之一種，但這樣一來，我們同時又要承認，我們的“新啟蒙”仍然停留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起點線上（雖然人們似乎也愿意把“反思文學”視為“五四”旗幟下的重新集結），而挾“五四”之后半個多世紀的歷史經驗和思想積累，卻沒能促成這“啟蒙”在新水平、新高度上的生長發育。這樣的“反思”，于“啟蒙”何益？何干？

1.3

知識分子的代表者

不得不說，從各方面講，大部分的“反思文學”都僅有“五四”時期的“問題小說”的水平，絕大多數作品不具有耐磨損性。“反思文學”夠不夠得上“啟蒙”的高度，本身成了一個需要反思的問題。實際上，早在1988年就有人撰文批評“反思文學”，認為“當時的絕大多數作品血淚控訴有余而理性批判不足，道德評判有余而政治剖析不足，對個人的品質過多而對周圍制約機制揭示太少”，究其原因則在于“武器陳舊而貧乏，批判缺乏應有的力度”。f所謂“武器陳舊”“批判乏力”，此說已經從根本上質疑了“反思文學”的“反思質地”，因為它既不能提供新方法（武器陳舊），又不能獲取新勝利（批判乏力），于是，它自然不再被認為具備啟蒙的必要資質，去啟動一個時代的思想風潮。

當然，少數作家如張賢亮和王蒙是總體平庸的“反思”群體中的例外。《綠化樹》和《蝴蝶》則是這“例外”的例證。

（未完待續：《綠化樹》《蝴蝶》如何扛起反思文學大旗）

作者：王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