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寫作文歷來是士人躋身仕途的必備技能，而且這項技能與其他技能不同，它可以“載道”，這就不單有文化功能，還能作用于政治。在古代上至皇帝下至小吏，沒有不重視作文的...

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寫作文歷來是士人躋身仕途的必備技能，而且這項技能與其他技能不同，它可以“載道”，這就不單有文化功能，還能作用于政治。

在古代上至皇帝下至小吏，沒有不重視作文的，魏文帝曹丕甚至說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所以寫作文這個特長在古代絕對是高大上的，文章寫得好就可以稱文人、士人，地位遠遠高于寫字畫畫跳舞唱歌之流。

即便不擅長應試作文，無緣仕途，也可以帶上佳作，或拜謁公卿，或鬻文于市，來個一夜爆紅、吸粉千萬，走上人生巔峰。既然寫作文有如此優勢，古代人為何不都轉行寫作文呢？

答案是太燒腦！

寫作文的難度我們今天也可以感受得到。為了湊夠字數，恨不得把腦袋撬開。在我們的印象中，古代才子們文不加點、倚馬可待，作文時瀟灑磊落，一氣呵成。但實際上他們和我們一樣，“吟安一個字，捻斷數根須”，絕不是夸張。為了寫好一篇作文，燒腦姿勢可謂千奇百怪，即使大文豪也不例外。

（一）王勃的腹稿

王勃，才子中的才子。從小就是作文一霸，“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擿其失”。這就是傳說中上輩子讀了很多書，一出生就自帶一堆寫作素材和好詞好句的BUG型選手。然而即便是這樣的天才，寫作文也要燒腦。

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滕王閣重修工程圓滿完成，恰逢重陽佳節，洪州都督閻公籌劃了一場宴會，并讓自己的女婿提前打磨好一篇《滕王閣序》，這本是一場計劃有序的曬婿趴，受邀的賓客也都心照不宣。

可是計劃總會遇到意外，王勃就是那個意外，如果他僅僅是一位不速之客也就罷了，問題是他還是一個不諳世故愣頭青、滿腹經綸的寫作狂。閻公怎么也沒有想到原本設計好的女婿首秀竟變成了王勃個人專場。

王勃的《滕王閣序》自是照耀千古的，但他的創作絕非想象的那么簡單。

史載他作文時，起初并不精思，先磨墨數升，然后喝點酒，躺到床上，用被蒙頭大睡，醒來時，援筆直書，不改一字。

王勃作文雖是一氣呵成，但一定要先前有腹稿才行，腹稿并不是單純地躺到床上把眼一閉就自然合成了，這是一個類似化學反應的燒腦過程。

喝酒蒙頭大睡的奇葩寫作準備不過是他經過長期作文訓練養成的一種習慣，有點像條件反射。文學史上類似的例子也不少。

如：

宋代有個由浩，他作文時必須藏到很深的草叢里，避開一切嘈雜的聲音。不久，突然從草叢里跳出來，立刻寫成一篇文章；

隋朝薛道衡作文時，必隱坐空室，蹋壁而臥，不允許任何人打擾。

他們都需要以自己的習慣來進行寫作構思，同樣都要燒腦，只是燒腦所需的外界條件不同。以奇葩的行為和特定的外部環境刺激大腦，加速燒腦進程，減輕燒腦痛苦，雖有一定局限性，但也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當然也不是所有作家都能找到自己的反射弧，所以大多數作家寫作文時還是會選擇“干燒”，而“干燒”是痛苦的。

《文心雕龍》對作家才思遲速有一段論述：

“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于苦思，王充氣竭于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

這些人都是文壇巨匠、碩學鴻儒，如此一流的人物寫作文尚且如此痛苦，一篇雄文竟要覃思十年。

（二）司馬相如吃筆

司馬相如是古代才子的典范，好像他隨隨便便寫一篇賦，就吸引了漢武帝這個超級粉絲；輕撫一曲《鳳求凰》，就贏得了絕代佳人卓文君的芳心。但真實的司馬相如不但稱不上文思敏捷，還和揚雄、左思一樣，是個口吃患者。《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稱：“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

《文心雕龍》說他“含筆而腐毫”，就是寫作文時苦思冥想，不自覺地把筆放到嘴里，因為思慮時間太長，把筆毫都舔爛了。看來古人寫作文也有吃筆的習慣。

當然，相比于十年寫成《二京賦》的張衡，十二年寫成《三都賦》的左思，擁有多部漢大賦著作權的司馬相如，已算是寫作神速了。相比于揚雄因作文燒腦過度出現幻覺，王充著文費盡腦細胞以致氣力衰竭，司馬相如也算是比較瀟灑的了。

“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皋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

《文心雕龍》中還羅列了幾位才思敏捷的，“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皋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但這些人寫的都是應制文章，相當于我們現在的應用文，格式固定，字數少，且不需要太多文采，這類文章也很少有傳誦千古的。

如果讓他們寫司馬相如那種全文都是生僻字和古文字的辭賦，或是寫王勃那種四六對仗，音韻和諧，文采斐然的駢文，恐怕他們也要腦仁兒疼了。

相比而言，我們已經很幸運。只要提筆不忘字，流水賬一點也不燒腦。